看《我控诉1919》那场“死者复活”的戏时，我后背发凉——上百个浑身绷带的阵亡士兵从战壕里站起来，眼神空洞地走回家乡，而活人却看不见他们。阿贝尔·冈斯用了大量叠加曝光和快速剪辑，把战场上的尸骸与后方村民的脸庞叠在一起，让你隔着银幕都能闻到硝烟里的荒诞。Romuald Joubé饰演的士兵在面部特写中传递出非语言的精神崩溃，而Séverin-Mars的偏执与悲悯则在克制中爆发张力。Romuald Joubé饰演的诗人面对死亡时，面部特写的微颤与闪回镜头形成对位，无需字幕便传递出战争对人性的异化。它不煽情，而是让你亲眼看见战争如何把人拆碎成零件。影片大量使用手持镜头与快速剪辑，士兵们在泥泞战壕中扭曲的面部特写，以及那些用双重曝光技术呈现的亡魂叠影，拍出了人在极端暴力下的神经质状态。
第一次世界大戰敲響二十世紀的第一記警鐘，從國際佈局、人文精神到文藝和電影，都深受震撼和啟發。阿貝爾岡斯透過三個人的愛情和友誼，反抗戰爭的風暴，並呈現面對國家和戰爭的思想矛盾，叩問人性和文藝的價值。悲壯的結局，飽含失落與不斷戰勝失落的願望，正是影片不衰的意義。岡斯終生熱衷於敘事和影像實驗，風格今天看來依然前衛先鋒。本片與其後的《拿破崙》（1927）同為岡斯的鉅構，技法多樣而熱情，拓展了電影的藝術語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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